本文根據此報告摘要編寫。
一、歷史回顧
西非國家自獨立以來面臨雙重壓力，一是人口膨脹，二是與國際接軌。以上壓力將在今后20年有增無減，也預示著該地區變化的主要特征。盡管挑戰空前，但相信西非經濟能夠滿足百姓基本需求。當然，這也許要以犧牲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為代價。百姓為不斷適應區域變化的最直接表現就是移民，共有3,000座城市接受了7,000多萬外來移民，并提供就業和住房。農業逐步擺脫自給自足狀況，開始進入市場經濟發展軌道，不但供給市場，也促進了自身發展。最近30年，西非社會變化的另一個顯著特征就是不斷學習和提高，社會精英要保護已經取得的成果，以應對當局日益擴大的競爭。獨立的歷史也充分展示了區域各國分配制度的成敗以及社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博弈。
（一）直到19世紀末，西非人口發展緩慢，從20世紀初開始明顯增長。二戰以后，隨著醫療條件的改善，人口出現猛增趨勢，年增長率接近3%，從1930年的4,000萬，上升到1960年的8,500萬，如今達到2.15億，每25—30年翻一番。
伴隨人口增長出現的另外一種變化就是礦產和熱帶農產品出口。但在獨立之初，年輕的西非國家尚未做好國際競爭的準備。政府既要應對人口增加，又要發展經濟，還要滿足年輕一代領導人追趕發達國家的強烈愿望，因此，內部需求巨大。西非除了依靠自身資源優勢維持經濟發展，只能借助國際交換。
（二）到2020年，西非國家人口將達到4.3億。在不到100年時間里，人口增加10倍。即使艾滋病高發，也無法阻止人口過度增長。要保證4.3億人有房住，成年人有工作，2億兒童有書讀，西非需要比過去更多的能源和巨額資金。從現有情況分析，各國發展前景并不十分明朗。
西非經濟的基礎是出口原料、農產品和礦產品。這種貿易結構直到上世紀70年代尚能維持，但此后隨著發達國家技術不斷更新，從西非進口的原材料逐步減少，出口受到約束，且遭到來自亞洲國家出口相同產品的激烈競爭。1970年—1990年，東南亞國家初級產品出口比重從53%下降到20%，拉美國家從90%下降到68%，而黑非洲僅從93%下降到89%。發達國家從70年代開始將工業生產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因為這些國家勞動力充沛，價格便宜。由此促使很多亞洲和拉美國家經濟獲得長足發展，居民生活水平空前改善。目前，發達國家產業外遷更傾向于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國家，其優勢是當地市場活躍，勞動力素質高。從長期看，黑非洲難有機遇進入該種體系。因此，黑非洲將失去更多的傳統市場，出口產品多元化的目標也更難實現，只得開放進口，滿足內部市場需求，別無其他選擇。伴隨世界經濟危機愈演愈烈，黑非洲進口形勢發生逆轉，也更令人擔憂。由于其他地區購買力下降，世界市場更多享受政府補貼的農產品和形形色色的二手工業制成品紛紛涌入黑非洲，致使當地產品毫無競爭能力，大量企業被迫關門。
當前，黑非洲面臨嚴峻挑戰。由于其自身經濟難以實現多元化，只能繼續依賴日益狹小的傳統初級產品市場，由此導致黑非洲國際貿易赤字逐年擴大。要破解這一難題，西非只有加快經濟轉型。其實，西非正處在這一長期變化中，其經濟、文化、社會和政治的變革方案也在不斷出臺。
（三）西非經濟還處在初級發展階段，基礎設施、技術、培訓等直到二戰后才起步，其進程遠未完成。1960年，西非國家的基本特點是半自給自足的農業和規模有限的城市化（城市人口僅占13%）。城市只有少數公務員和工人以及小商販，現代工業、商販和農業構成了過去30年西非社會的基本結構。
多年來，西非國家政府及其合作伙伴始終熱衷于發展現代工業，認為這才是國家進步的標志。但過去30年，現代工人數量始終停滯不前，僅占西非人口的10—15%。相反，農業人口轉為商販成為社會變化的主流。因此，農業和商販也被稱作“大眾經濟”或“家庭經濟”。這種經濟模式非常簡單，能夠滿足大眾基本需要，且不受現代經濟管理工具的任何約束。
西非“現代經濟”在上世紀80年代獲得迅速發展，但到1990年大幅下滑，平均生產率10年內下降10%。所謂“現代經濟”是與國際接軌的，世界經濟榮衰對其產生直接影響。而“大眾經濟”根扎民間，更能應對危機，更適合調節城鄉交換。“大眾經濟”首先是生存經濟，其社會功能占據主導地位。“大眾經濟”往往力求規避風險，滿足大眾，因此成為西非社會抵御各種危機的主要“源泉”。不過，這種經濟難以取得快速發展。
（四）20世紀初，殖民入侵限制了西非人口遷移。因此，直到1960年，西非人口分布與歷史情況相差無幾，黑人主要定居在糧食產區和貫穿撒哈拉的貿易中心，如蘇丹和薩赫勒地區，以及出口黃金、黑奴和熱帶農產品的沿海地區。獨立之初，西非人口格局僅能部分滿足對外貿易的海洋經濟的發展需求。那時，自然稟賦優良的一些國家，如科特迪瓦、喀麥隆等人口較少，而自然環境較差的區域人口較多，特別是薩赫勒地區。
國家獨立和進入市場經濟，導致西非經濟面貌發生變化。由于出口快速增加，促進經濟作物不斷增產，政府稅收也隨之擴大，當局利用稅收，創建行政網絡和開發工業，各國首都成為主要受益地。上述經濟地理的變化引起西非人口的大遷移，其重要遷移方向有3個：從南到北，從內陸到沿海，從鄉村到城市。
從地理上劃分，移民潮分為以下4個區域：
第一區域：以沿海和相鄰國家的城市為中心，人口高度聚集，在8%的地區面積中人口占41%，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124人，城市化高達55%（1990年），移民總計830萬，每年移民率0.4%。
第二區域：靠近沿海地區，占西非總面積的25%，人口占28%，城市化水平較低，人口傾向外移，將來有望成為接受移民的主要區域。
第三區域：主要指薩赫勒地區國家，占西非總面積的13%，人口占25%，城市化水平高于第二區域，但受制于自然環境較差，人口也趨于外遷，每年移民率0.3%。
第四區域：主要指沙漠及其邊緣地區，受人口增長和經濟條件限制，成為對外移民的主要地區，每年移民率0.7%。
（五）西非城市人口從1960年的1,200萬增加到1990年的7,800萬，城市吸納了增加總人口數量的2/3。推動城市化的因素有三個：一是經濟富足如尼日利亞，石油開采促進城市化水平從15%提高到49%；還有科特迪瓦，其高效農業推動了城市化發展,從17%提高到47%。二是生態環境惡化導致人口向城市聚集，如毛里塔尼亞，城市化從9%提高到42%。三是政局嚴重動蕩驅使人口轉移城市如乍得，城市化從6%提高到24%。此外，還有因上述因素疊加，導致人口遷移的情況如馬里。該國所有中等城市的人口都迅速增加，如莫布提、加奧和通布圖，均因兩次干旱，迫使人口向這些城市轉移。與此相反，卡地、庫西亞拉以及其他產棉區城市，因棉花業高速發展，帶動了人口聚集。
城市發展并未限于某些大都市，雖然城市人口增加了6.5倍，而10萬人以上的城市從12個擴張到90個，5,000人以上的鄉鎮從600個上升到3,000個，城市規模分布比較合理，城鎮網開始形成，盡管5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發展空間還很大，一般相互距離有1,000公里。報告認為，到2020年，西非城市化率有可能達到53—63%，幅度大小主要取決于經濟形勢。主要大城市將依據其在地區或國際上的角色，向個性化方向發展。近年來，由于城市化趨勢逐步放緩，城市基本順序重新排列的可行性不大。但也不排除例外，如加納首都阿克拉和幾內亞首都科納克里，在經歷最近10年滯脹期后，擴張速度可能高于平均水平。而塞內加爾首都達喀爾和尼日利亞的一些城市，其排名也許會下降。1990年排名前30位的大城市，大多數將成為擁有百萬人口的大城市，而尼日利亞的拉各斯將高居西非所有城市之首，成為1,200—1,500萬人口的特大城市。
到2020年，10萬人以上的城市將從1990年的90個增加到280個，基本呈網狀分布。除非發現重大資源，導致人口重新聚合，否則，以上城市格局不會被打破。總體看，西非各國政府正在全面推行中央權力下放政策，將進一步促進二線城市的發展，強化其差異性。小城市也將依據大城市分布以及農村經濟形勢和人口出生率，獲得一定發展，但貧困鄉鎮未來發展余地有限。以上城市人口發展趨勢（到2020年增加3倍）勢必導致私人和公共投資需求旺盛。
（六）城市人口急劇增加，而同期非正規部門人均收入卻停滯不前，該矛盾日趨明顯。主要原因是：非正規部門絕大部分由新市民組成，其與原籍保持著密切聯系。新市民始終面臨著來自各自家鄉村民進城的壓力，因為實際上城市經濟發展非但沒有體現在個人收入增加上，反而導致更多的農民進城務工，從而迫使非正規部門的人均收入被重新拉回到僅能維持生存的邊緣。由此證明，國民經濟發展與城市化密切相關。
城市為接納移民增加了就業，但在許多情況下就業增加僅僅屬于現有崗位的拆分，體現在商販之間的分工更加細化，而實體產業并沒有增加就業。因為城市化常常是在無政府狀態下自行發展的，沒有政策引導，甚至被妖魔化，城市規劃根本沒有考慮到移民低收入者的特殊需要。其后果是，老城一般占地20—40%，人口僅占15—20%；而老城邊緣的棚戶區，人口卻占15—25%。城市越來越擁擠，使其不得不加大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投入，私人投資興建住宅的金額也在不斷擴大。最近30年，私人累計總投入約3,000億美元，人均4,000美元，高于西非同期GDP的兩倍，其中不動產占2/3，20%為違章建筑。
（七）1960年以前，西非地區以農業為主，小農經濟為主體。1960—1990年，農業開發進入市場經濟階段。一些種植領域在國家直接干預下組織較好，并獲得農機、化肥、技術等支持，成為國家收入的基本來源，農民積極參與，個人收入也大幅提高。報告認為，距離城市越近，農業生產效率越高。不過，西非農業當前仍處在過渡期，農產品市場化水平還很低。對許多家庭來說，種糧一直是生存手段，即使將來農產品市場化快速發展了，與此相對應的自給自足農業始終是西非經濟的主要特征。
（八）獨立前，西非經濟非常封閉。1970—1980年農產品進口高速增長，之后適逢經濟危機和結構調整，進口速度下降。與自有外匯相比，當時農產品進口數量確實偏高了，但也產生了實際效果：西非人均卡洛里從1961年的6%提高到1990年的14%。同時，也說明農產品供給與實際需求存在較大差距。據數據分析認為，截至1993年，這種供需差距大約有3年。不過，有事實顯示，西非農民有能力以高于人口增速的幅度增加糧食生產，彌補供需缺口，前提是氣候、制度和經濟狀況全面改善。科特迪瓦就是很好的例子，該國農產品確實滿足了國內全部卡洛里的需求，并略有余，盡管科特迪瓦30年來總人口增加了3.5倍，城市人口增加了10倍。
對西非1960—1990年發展狀況的分析表明，該地區城市化是生產者與消費者勞動大分工的第一種形式，也是農村提高收入、實現農業生產集約化的重要條件。但要使城市化富有效率，就必須保證城市需求充分，市場與糧食產區聯系緊密，宏觀經濟環境和外貿政策保障有力。農民除了種地還積極開展其他經營活動，農業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為25—30%。農業自身要獲得快速發展，關鍵在于其競爭力是否高于其他經濟活動。
（九）與亞洲不同，非洲在被殖民前沒能獲得對人和地域實施強制管理的經驗，百姓也不習慣以民族國家的形式進行思考。殖民入侵帶來變化，創建了民族區域，引入了管理機制。當時，列強主要依賴當地的習俗勢力，維護其殖民統治。在非洲法語國家，族長被改造成行政管理的接力者，而在非洲英語國家，“間接管理”在表面上賦予當地人更多的自治權。但上述方式逐步失去對國家的管理能力，因為殖民者對領土肆意劃分，目的在于保護各自戰略和貿易利益，根本沒有考慮民族自然形成的歷史原因。殖民時期人為建立的民族國家，其輔助管理的習俗勢力最終全部被邊緣化，也不可能培養出本民族精英。
黑非洲擺脫殖民統治前，獨立的理想是深化變革，認為國家是變革的理想操作者，以此實現社會普遍進步和公平。但從1962年開始，這種理想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政變、一黨獨裁，國家權力個人化。非洲新一代精英建議，獨立要達成兩種契約，一是社會契約，以實現國家物質基礎的快速發展；二是國家契約，確認民族國家，實現民族團結。
獨立初期，社會契約服務對象是指市民，即公務人員、產業工人和學生，其他成分被認為是屬于過渡期存在的現象，可讓其自生自滅；而農民清一色未開化，需由精英領導，盡管農業是國家收入的主要來源。但由于社會成分紛亂復雜，加之普遍缺乏民族國家認同感，社會契約難以落實。最近10年，隨著非洲緩慢發展，社會狀況也發生了變化，私營企業、市民階層、宗教社團等新生社會力量嶄露頭角。后殖民時期已經結束，一種嶄新的、非洲特有的管理模式正在發展和形成，西非經濟活動和社會形態多元化的趨勢愈加普遍，出現了中介組織、私人中產階級、地方經濟等等，從而提供了更多的商業機會和競爭者，也預示著西非社會需要進一步變革，以適應新的形勢。
二、前景展望
西非未來經濟發展分以下3個層次：第一，以尼日利亞為中心的幾內亞灣國家始終是該區域經濟發展的發動機，其經濟起飛時間和速度取決于巨人——尼日利亞內部政局的妥善解決。第二，其他沿海國家將面臨兩種選擇：對外發展或與區域融和。第三，內陸國家要取得持續發展，只能依賴移民和出口，主要是向周邊國家出口勞動力和農產品。
（一）到2020年，西非人口年增長率為4.2%，平均城市化率為63%,地區間移民有增無減，產業工人增幅低于市民增長速度，非正規部門年增長5%，吸收人口增加總量的50%。非正規部門從第一代進城的微型企業主，將讓位給在城里出生、擁有資金和市民文化的第二代中介企業創建者，中介企業因此將逐步成為工業和第三產業發展的內在動力。城市人口增長必然帶動農民增產糧食，以滿足市場需要，其增長速度大于人口漲幅，農民收入增加并有能力再投資，擴大生產。不過，所涉及的農民數量可能有限。
上述兩種變化將導致西非社會兩極分化：在農村，一小部分肯干的農戶生產更多的剩余糧食供應市場，他們將自發地組織起來，保護其經濟利益，更多地參與鄉鎮管理。在城里，中介企業、商販、手工業者等非正規部門勞動者的社會地位上升，勞動收入增多，原有市民格局將被打破。
（二）尼日利亞人口占西非的一半，具有豐富的油氣資源，城市化率達到49%，高于該地區的平均水平，高等教育畢業生占西非地區的80%，公路網密集，質量高，基礎設施較好。政府可利用資源收入，開發更多的工業大項目以及紡織、制藥、零部件等中小項目。只要強化治理手段，提高治理能力，尼日利亞具備經濟起飛的全部條件。
加納、科特迪瓦和喀麥隆3國GDP總量占西非地區的7%以上，農產品出口居其他國家前列。3國除了發揮自身優勢開發國際市場，重點是要關注鄰國尼日利亞市場，從而帶動本國經濟起飛。
貝寧和多哥國土面積小、人口少、市場狹窄；優勢是擁有自貿區（多哥）和貨物倉儲（貝寧）以及治國管理成本低、行政靈活、回旋余地大，未來發展主要取決于發揮優勢和周邊國家經濟狀況。如果區域貿易增長強勁，兩國可作為幾內亞灣大國之間的橋梁和紐帶，提高自身實力。
（三）毛里塔尼亞、塞內加爾、岡比亞和佛得角4個沿海國家，經濟狀況一般，主要依賴援助和遠洋貿易。4國城市化率略高于西非平均水平，因為農業欠發達，農村就業困難。今后發展思路應集中在開發較近的歐洲市場，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總的看，發展前景并不樂觀。
幾內亞、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亞3國，政局長期動蕩，經濟發展受阻，礦產資源豐富的優勢無法體現。今后發展方向應集中解決好內部問題，推動國家盡快走上正軌。經濟上應向西非經濟中心靠攏，并通過其他沿海國家，走向遠洋。其中幾內亞是關鍵，成敗在于其選擇何種道路。
（四）馬里、布基納法索、尼日爾、乍得和中非5個內陸國家，領土面積較大，人口分散，農業人口占絕對多數，城市化率僅有22%，人均GDP只有西非平均水平的一半。長期以來，以上5國都是人口外遷的主要來源地，其未來依然取決于沿海和歐洲國家接受移民的能力。此外，應抓好農業，除了自給自足，重點推動向周邊沿海國家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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